手机依赖逐渐成为新媒体时代令人担忧的社会事实。手机依赖根据手机使用行为的失控程度可以分为使用依赖、满足依赖和依赖成瘾。使用依赖表现为不受控的过度使用行为；满足依赖表现为过度依赖手机内容来满足无法克制的需求；依赖成瘾表现为手机沉溺进入了精神控制的程度。应对手机依赖问题需要从监管、教育和心理三个方面入手，“监管-教育-关爱”三位一体的应对路径有助于让手机依赖者摆脱手机对行为和意识的控制，积极面对现实生活，去寻找日渐被手机遮蔽的生活意义和价值。
一、引 言
截至2020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8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2%，移动互联网流量大幅增长，移动互联网使用持续深化。作为一种日渐普及的新媒体，手机成为维系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深层次结构之中。与此同时，手机依赖也逐渐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事实，业已被视为一种“现代病”和“时代病”。新媒体时代人们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媒体使用权，却在未被“赋能”的情况下面对新媒体的过度使用、过度满足甚至依赖成瘾的问题。本文以新媒体环境下被广泛接受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为切入视角，关注公众如何使用手机、从中获得何种满足、个人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关系又是如何高度依赖手机等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循着“使用-满足-成瘾”的路径，试图区分不同程度的手机依赖，厘清新媒体时代手机依赖问题的不同症候，并寻求解决这一社会性问题的应对路径。
二、新媒体时代手机依赖问题的症候
智能手机以其日趋廉价的价格、简单易用的操作和丰富多元的内容迅速普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智能手机因其极大地方便和丰富了现实生活而让人们为之欢呼雀跃，特别是其在填补城乡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方面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但是，这把“双刃剑”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就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手机依赖是一种对手机的心理依赖，通常表现为过度使用和依赖手机。也有学者将手机依赖视为一种技术应激(Technostress)，并指出定义这种依赖主要有两个因素：过度使用和公共场所妨碍他人的手机使用。本文认为手机依赖本质上是手机使用行为的失控，这种失控反过来控制人的行为、心理和精神。因此，依据人们在使用手机时失控程度的不同，可以从行为层面、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将手机依赖分为使用依赖、满足依赖和依赖成瘾三大类型。
(一)手机的使用依赖
一旦对手机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关系，就会演变成不由自主地强迫性使用手机。手机使用依赖一般会伴随着一些不受控的过度使用行为，主要表现有：漫无目的地浏览各种信息、过度依赖手机搜索、频繁打开手机屏幕和手机应用、非理性手机购物和交易等。以手机解锁屏幕和手机自拍为例，360手机用户调研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有重度手机依赖用户每天解锁屏幕高达850次，平均每小时35次。有13.7%的女性每天自拍10～20次，7.6%的女性超过20次；男性虽然数据低一点，但仍然有2.1%的人每天自拍次数超过20次。手机的使用依赖还体现在对手机本身强烈依赖的“无手机焦虑症”(Nomophobia)，如一旦外出时忘记携带手机就会感到心神不宁甚至产生恐惧感，总感觉会错失很多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有用的信息。
(二)手机内容的满足依赖
满足依赖是指过度依赖手机内容用来满足人们无法控制或克制的需求。手机内容的满足依赖主要表现为心理层面的依赖，常见的表现有：情感满足依赖(如通过主播直播和短视频内容满足情感慰藉，规避现实生活的认同焦虑)、社交满足依赖(如依赖微信朋友圈、微博、手机社区等建立社交圈子，逃避现实社会的社交焦虑)和性满足依赖(大量浏览色情小说、图片和视频，寻求情感刺激和宣泄欲求)。从积极受众的角度来看，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呈现出近乎几何级数的爆炸式增长，与其能满足受众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手机满足依赖的主要问题在于人们逐渐忽略甚至遗忘了通过现实社会互动来满足情感和社交的需求，转而借助手机去建立和维系虚拟的社会关系，以获得情感上、社交上和生理上的满足。
(三)沉溺手机的依赖成瘾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已正式将游戏成瘾列为“精神疾病”。手机成瘾属于手机使用达到完全失控的状态，这种过度沉迷手机的依赖已经进入对人精神层面的操纵。沉溺手机的依赖成瘾主要表现为无节制地沉溺于手机娱乐(如手机游戏、手机直播和手机赌博等)和手机社交。手机依赖成瘾的人往往沉浸于虚拟世界不能自拔，进而忽略现实生活中的兴趣爱好甚至失去追寻人生意义的动力，严重影响到现实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他们即便明知沉浸其中会产生诸多负面后果，仍不愿回归现实生活。因此，手机成瘾者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身不由己的失控状态，如不惜身心俱疲投入手机游戏中；不顾经济状况给视频主播打赏；奋不顾身投入网恋或网络交友中；不计任何后果参与网络赌博等。
三、新媒体时代手机依赖问题的应对路径
当前，应对手机依赖的策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监管方面、教育方面和心理方面，尤其是以网络素养为核心的教育方面策略，被认为是应对手机依赖问题的长效之策。随着手机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除了对手机功能设定的干预外,通过教育干预成为人们摆脱手机对行为、心理和精神控制的重要手段。然而，笔者认为通过网络素养教育能否解决手机依赖问题，取决于人们对网络素养教育的效力是否能保持一种近乎信仰的接纳。基于当前的网络素养教育实践，通过教育来解决手机依赖问题从效果上看，并没有网络素养教育理论建构过程中设想的那么乐观。笔者认为，“监管-教育-关爱”三位一体是更为有效的应对路径。
(一)新媒体内容的监管干预是基石
手机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与手机能提供大量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取的内容有关，特别是关乎色情暴力、谣言流言和感官刺激等内容都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因此，改良手机媒介的使用生态环境，提供大量真实、优质和健康的内容能有效降低手机依赖的负面效用。近年来持续开展了“净化网络环境专项行动”，2019年开始在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以及针对网络音频乱象启动的专项整治行动，都较有效地净化了手机使用环境。当人们生活在无法离开手机媒体的大环境下，政府应该积极且审慎地通过监管干预来引导互联网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同时主动出击净化网络内容，让人们能在健康的新媒介生态环境中合理地追求手机的正面效用，降低手机使用的负面效用。
(二)网络素养教育引导是保障
教育是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网络素养教育在个体意识觉醒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教育机构和公益组织可以通过网络素养教育引导手机依赖者理性地使用手机，培养手机使用者良好的使用习惯并了解手机使用过程中的潜在危害和危险，意识到手机对人的认知方式、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带来的冲击与影响。通过教育引导应对手机依赖的关键在于培养手机使用者的判断能力、批判能力、抵制诱惑能力和自控力，自觉摒弃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过度满足和滥用行为，自觉远离手机依赖成瘾等负面效应，更好地利用智能手机服务现实生活。
(三)具体的身心关爱是方向
为赚取流量，一些不负责任的手机内容提供者总会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或内容伪装绕过内容监管，而教育引导的困难就在于时常会陷入“对空言说”的境遇。新媒体时代，多元化的认知渠道和价值体系使得个体很难再对某一种说辞、观念或思想产生强烈的信任。面对“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学者约翰·杜翰姆·彼得斯认为亲临现场且具体的关爱，才能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成功进行沟通和交流。他指出：“假如说，过去的成功交流，是跨越中介的身体去触摸另一个人的灵魂，那么到了电子媒介时代，交流的成功就成了跨越中介的灵魂去触摸另一个人的身体”。彼得斯的思想在我们寻求手机依赖应对路径上给予了重要的启示：每个对手机依赖有着清醒认知的人都不应仅停留在通过监管干预和教育引导去帮助身边那些陷入手机依赖的人，而应通过给予现实生活的关爱让手机依赖者放下手机，重新走回现实社会，去关注、关心和关爱现实生活，去感受和拥抱现实生活的美好。这种身心关爱是来自手机依赖者身边具体的且有温度的关爱，是放下手机后以身作则的关爱，是身体接触而非言语说教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