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简介
李礼辉，中国双绿66人圆桌会专家委专家，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中国银行原行长。
受迫式应变 加速金融数字化转型
文 | 李礼辉
如果说过去10年我国处在数字技术创新引领的生活模式和商业模式逐步转变的过程中，那么，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2020，就是全社会生活模式和商业模式“受迫式应变”的历史节点：线上服务展示了接近全域替代的潜力，线上办公展示了靠近现场流程的效率，线上娱乐展示了逼近百姓生活的色彩，与此同时，线上金融展示了贴近实体经济的功能。
无论是线上服务、线上办公、线上娱乐，还是线上金融，都是近10年来数字化技术研发积淀和应用发展必然的结果，只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而至，数字技术的树“受迫”奉献出虽然多少有些生涩、但仍然可以普遍惠及民生的果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数字金融工作组最新报告显示，利用数字金融应对危机效果良好。
具有启示意义的是，基于数字技术的“受迫性应变”覆盖的范围是广泛的，因此，尽管历时短暂，但却揭示了继往开来、长远变革的趋势。
一是基于对等网络的直线链接机制。平面的世界可以被折叠，长距离可以变成短距离甚至零距离，生硬的文本往来可以升级为柔软的云端交互。由此，呼唤了多少年的弹性工作制、柔性办公终于有可能成为常态，饱受堵车和挤车之苦的上班族也许可以松一口气了。
二是基于可信数据的数字信任机制。云端的交互固然便捷，但更加需要可以证实的信任。在万物互联的世界中，数字信任机制将解决你是谁、所有权属于谁、指挥权归于谁的问题。由此，过去容易被侵权的游戏、视频、音频等文化作品将具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因而更好交易，更有价值。过去一直难以得到金融服务的大多数小微企业，也将被赋予信用标记，呼唤了多少年的普惠金融终于可以真正落地了。
三是基于技术能力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集中表现为获客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过去，企业一般通过规模化经营来提升获客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现在，成功的技术创新也能创造竞争优势。这几年，微众银行、蚂蚁金服等新金融机构异军突起，在疫情流行时期进一步证明了自身的竞争实力和服务能力。多少年前伟人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再一次被实践所证明。
上述这些由数字技术引领的链接机制、信任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变革，将是一个或短或长的重构进程。我们应该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积极应对金融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
第一，区块链技术瓶颈有待突破。
在数字技术中，区块链作为可信任、可交互、可加密、可共享的价值链，对于建立数字社会、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区块链技术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的集成应用，将打造全新的数字时代。在底层技术上，作为一种技术集成创新，区块链的数据库、P2P对等网络、密码学算法等基础组件技术相对成熟，但必须进一步达到集成应用的新要求；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新技术有待完善。目前，各个国家均未实现区块链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目前，我国的区块链技术研发致力于突破规模化可靠应用的瓶颈，包括隐私计算技术，真实性监督机制，智能合约技术，密钥技术，多元化技术平台集成，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程序的可靠性。
第二，核心数字技术短板有待补强。
我国是数据资源大国和数字化市场大国，但只是软件弱国，在全球数字技术版图上尚未建立地缘竞争优势。从已经普及的电脑、手机，到正在深度研发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其操作系统、源代码和算法程序的知识产权，大多是由美国和日本控制的。在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底层技术上，我国目前缺乏自主产权。我国的区块链应用项目大多采用开源区块链底层平台，进行适应性调整开发。
对国外操作系统和开源程序的广泛应用势必导致技术依赖风险。2019年11月美国和日本达成“数据协定”，将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数据信息；协定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原则上禁止国家强迫企业公开“源代码”和“算法”。2020年6月12日，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名单的哈工大、哈工程等高校的师生发现，学校购买的来自美国的正版软件MATLAB--理工科研必备数学软件，已经被取消激活。
数字技术平等是数字经济平等竞争的基石。即使是大国，经济上的闭环运行一般只会降低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经济运行的总体成本，并影响国民消费的品质。但如果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积封锁，就可能造成经济失速、全球化进程受阻。因此，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硬件制造领域，在操作系统、核心数字技术等软件开发领域，我国只有补齐短板，才有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
第三，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有待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和警惕。这是因为，美国仍然把握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美元仍然占据全球货币霸权的地位。例如，环球清算系统SWIFT实际上是美国把控的；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美元所占比重高达60%以上，人民币所占比重不到2%。
美国高度重视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保持美元的全球货币霸权地位。2020年6月17日，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联储主席Jerome Powell表示：数字美元如果对美国经济和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有利，我们就必须付诸行动；不能因为错过一次技术变革，而错失美元数字化的机会，导致美元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Facebook主导的Libra，如果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批准，就有可能成为可以覆盖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和超主权数字货币。
第四，数据孤岛有待穿越。
我国长期实行的以表格为中心的统计体系，导致制度性的数据孤岛。例如，涉及企业法人的信用数据，分散在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工商行政管理、税务、海关等不同的征信系统中，标准不尽相同，口径不尽相同。大多数小微企业的商业行为记录湮没在市场的海洋里，没有信用标记，无法积累信用，也就不能产生信用的正价值。
近10年来，大数据技术将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法人信息纳入各式各样的数据库。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数字信任机制的建设和普惠金融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个人信息滥用和技术性数据孤岛的问题。例如，互联网电商平台、移动通信运营商、连锁商场连锁超市连锁酒店、品牌房地产商和物业管理企业、航空公司高铁公司物流公司、学校医院等等，拥有大量的个人信息数据，而且形成数据孤岛。
我们面对的现实挑战无疑是严峻和急迫的。站在历史性大变局的节点上，只有勇敢应对挑战和压力，扎扎实实办大事，才有可能开启引领未来的机遇之门。应该抓住根本，在数字技术的关键领域掌握自主可控知识产权，在数字经济的关键领域建立全球性竞争优势。
第一，以人为本。
占领数字技术高地，关键在于人才，在于高端人才领军的创新型科研机构和核心企业。
要明确产业政策，抽调一定财力，对创新型科研机构和核心企业加大投入，对数字技术专业人才给予研发经费、薪酬激励、税收减免、办公和居住、就医和入学等方面的优惠。要明确学科带头人，依托大学、科研院所和核心企业，建设国家级数字技术研究机构，努力建设全球一流的数字技术学科和经济金融学科，培育一大批数字技术专业人才和数字经济创新人才。
实践已经证明，在技术创新进程中，民营队很有活力，完全可以与国家队并驾齐驱。因此，要更多鼓励民营队，重点是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更加宽松的营商环境。同时，要真正激励国家队，支持国有企业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规律的激励机制。
第二，培育数字金融核心竞争力。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枢纽，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关键。
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将居于核心地位。应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应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实现路径，完善底层技术架构和应用场景设计。
金融业数字化变革呼唤制度创新。我国应该立足于数字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区块链金融监管、数字资产市场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数字金融制度，逐步建立数字信任机制。
数字金融势必进一步强化金融的全球化。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话语权。应该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数字技术标准化建设刻不容缓。区块链技术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刚刚起步。我国关于区块链的技术标准、安全规范和认证制度，还不够完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设立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ITU设立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相关问题组，在研标准涉及术语、技术架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安全保障等方面。
我们应该抓紧完善关于区块链技术、区块链金融的标准、安全规范和认证审核制度。在法律上，应该明确数字资产的法律定义，明确智能合约的合同性质及其有效性，明确分布式架构下的责任主体及其行为规范和监管标准。
第三，穿透数据孤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资源，数据是财富，数据是竞争力。数据的可靠性、一致性和延展性，决定数据的价值。
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明确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强调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
穿透数据孤岛可以双管齐下。
一是穿透行政性的数据孤岛，实现公共数据共享。国家应该建立标准统一的公共统计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数据库，建立互联共享的公共数据应用系统，形成能够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应该共建跨局域信息共享的征信系统，整合不同部门的数据资源，采取统一标准和口径，采集企业和个人的金融业务、工商登记、税费缴纳、国际贸易、市场诚信等信息数据，注重为小微企业和普罗大众积累信用记录，赋予信用标记，实现信用增值。
二是穿透局域性的数据孤岛，建设专业化的数据库。例如，在健康医疗领域，建设几个跨行政区域和医院局域的全国性中心数据库，应用虚拟集成和边缘计算等技术提高数据库效率，做到按疾病分科并按病程细分，按药品分类并按疗程细分，按基因特征分层并按性别、年龄细分，形成能够支持智慧医疗、远程医疗、专业医疗、普惠医疗的基础设施。
第四，新基建求之更优。
新基建是在内涵上具有新一代技术特征的基础设施项目。一是属于一般基建领域，但应用了全新技术的“硬”项目，包括光伏、风力发电及数字化电网，新型通讯网络，新型轨道交通等；二是基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软硬兼施”的项目，包括云计算系统及大数据中心，产业物联网和消费物联网，人工智能设备，数字化物流仓储系统等；三是应用数字技术的“软”项目，包括云端办公系统，远程教育培训系统，智能化医疗、健康、养老系统等等。
新基建有利于从根本上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投资效益。但新基建技术更加密集，需要更长的科技研发周期，也需要更加专业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与需求都更加精细，需要更新供应链，也需要培育新的消费需求；既有硬建设，又有软投入，软硬结合达成的技术水平和应用功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基建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商业价值。因此，新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所需的周期更长一些。我们应该求之更优，求之更好；不宜求之过急，求之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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